本月2号，我打破了一只Wedgwood并被迫买下（参看前一篇blog）；

今天得知，本月5号，Wedgwood宣布破产重组。。。

 

 

250年了啊~~ 咋就被我一买就破产了捏。。。

妈的，说不定现在开始清仓大促销了。。。 T_T

康巴叛乱发生之初，中央仍对参叛头人进行劝说争取，因而要求空军既要设法解围又不要投实弹造成杀伤。面对这一难题.杜一4轰炸机只好采取震慑方式，到达指定空域后在地面聚集的叛众头顶低空俯冲，并投撒传单。绝大多数参叛者遇到从未见过的伴有巨大轰鸣声的“铁鸟”，一时吓得各自窜逃，守城人员才得以出城取水。为防止叛匪夜间再聚集攻城，杜一4还通宵盘旋.不时投下照明弹，使叛众误以为是“天灯”而不敢靠近。 1957年末，青海许多土司头人和活佛图谋举行暴动，兰州军区闻讯后派一个连用几辆卡车将百余名心怀不轨的上层人物“请”到西宁机场，让其“参观”飞行表演。空军先以两架苏制拉一11活塞式战斗机对事先布置好的汽油桶进行低空扫射，接着用三架杜一2轰炸机投下几枚250千克级炸弹，一时靶区烈焰飞腾、大地震颤。据在场的空军人员回忆：喇嘛、活佛们都是很迷信的，对于飞机形象地将其称做“神鹰”，真感到解放军是“天兵天将”了。当时就有人经不住这种场合瘫倒在地，甚至有人尿了一裤子，还有人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真是丑态百出。随后这些惊魂未定的家伙被请去座谈，个个争先发言，表示拥护政府和维护民族团结，“那个热闹劲就别提了”。

 

蛮有趣哒~~

 

临时在美丽愉快的小学流水帐游记中间，插播一条时评。。。

起因是Alan同学的雪铁龙C2，昨晚连同小区里另外一辆标志307，被人划了。。。

迟钝的我，是在泰国回来之后才知道国内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反法爱国运动的，

什么抵制家乐福啦，抵制法国货啦，满MSN的小爱心啦之类的

（貌似没有人喊抵制LV的，大概有心无力吧。。。）。

我这个人向来是不关心不参与不宣传的，不过这次也忍不住要抱怨一下了。

昨天正好就去家乐福shopping了，当时还在想会不会推着家乐福的手推车出门被人欧。。。

现在倒好，连法国车也不安全了，这年头还能买什么车？

美国车？谁知道什么时候又台海军售啦；

德国车？人家刚会见了达赖呢；

意大利车？记得贝卢斯科尼前总理的辱华言论么？

韩国车？“长白山是我们的”仿佛历历在目；

英国车？现在RR都是德国人的了，路虎都要卖给印度TATA了，还有英国车么。。。

最后，当然是想都不要想的日本车了，

我最担心的就素万一又爆发反日活动，家里3辆日本车可真让人提心吊胆啊，一起被划一定很壮观啊。。。

想来想去，还是明锐安全啊，大众的品质，吉利的车标，捷克的品牌。。。一定可以幸免的！

最后说一句，通过这种卑鄙下作的途径侵犯别人正当合法财产和权利来表达所谓的爱国情怀的人，真TMD不是东西。

 

南棒（或是霉菌，或者两者共同）持一奥地利产斧头欲砍树，北棒不满，夺斧砍之。
后北棒政府因斧头系奥地利出产而宣布与澳大利亚断绝外交关系。

 

因为三八线上一棵树挡住了南边观察北边的视线，于是南边的派人想去砍了，北面不肯，于是干起来了，纯肉搏啊。
结果还居然让北面的人把斧头抢过去砍翻几个。

 

大约30年前，在38线的韩国一侧，一颗大树挡住了韩国第3哨所和朝鲜第5哨所之间的视线。
1976年8月18日上午10点半，联合国军方面派人去砍树，此前已经在8月6日的停战委员会会议上向朝鲜方面通报了这件事。但是18日那天当联合国军作业队去砍树的时候，朝鲜突然在派兵前往现场要求其中止砍树作业。联合国军方面的负责人博尼法斯上尉指出这一作业是在韩国领土上进行的，是合法的。朝鲜方面派一人回去喊援兵。随后赶来的朝鲜人民军士兵用斧头棍棒殴打联合国军，斗殴持续了约4分钟，美方死亡一人，有4人重伤。朝鲜方面的伤亡人数与此相仿。

令人喷饭的是，事后朝鲜方面在现场缴获了的美军凶器，砍树用的斧头，朝鲜人发现斧头上写着Made in Austria，朝鲜人不知道是哪根筋短路了，竟然其翻译为“澳大利亚制造”，而当时，澳大利亚是仅有的极少数与朝鲜建交的西方国家。朝鲜认为，澳大利亚居然向美国提供武器，因此愤然与澳大利亚断交。直到2000年，才恢复外交关系，但是其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未能消除，从此朝鲜多了一个死敌人，少了一个朋友，令澳大利亚加入美国的对朝包围圈，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干朝鲜。

 

 

 

 

 

 

  

 

 

 

 

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就慷慨解囊赞助的伊士曼柯达，将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结束奥运会百年赞助缘。近日，柯达公司品牌管理总监伊丽莎白·诺曼声明，从北京奥运之后，柯达将不再赞助奥运。在国内外各大小企业的一片“奥运赞助”潮中，柯达此举无疑为奥运“泼了一盆冷水”。

业内人士认为，赞助奥运的厂商，必须支付一笔庞大的费用，其目的是向大众消费者推广他们的商品。柯达已经将自己的业务重点转移到专业印刷方面，针对的是企业级用户；此外，由于转型而持续紧张的银根，也让柯达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爽手花钱’，告别奥运，情理之中。

 

企业转型不再主对老百姓

海尔、百威、搜狐、伊利、长城葡萄酒、金龙鱼……在长长的一列北京奥运赞助商名单中，细心人很快就能发现，这些品牌，卖的都是大众消费品。无论是电冰箱还是啤酒、牛奶，借助老百姓关注度高的奥运平台，进行形象宣传，确实是一件回报率不错的好事。柯达以前正是本着这个出发点，从第一届奥运会开始就成为“铁杆”赞助商。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柯达已经“变脸”。

如果说2003年底、柯达刚刚宣布转型时，时任总裁邓凯达还期望着，只是把影像的传统形式———胶卷、冲药转换为数码形式的话，那么4年之后的今天，柯达已经用出售数码相机生产线、关停部分胶卷涂布生产线的举动，向社会告知：我们的民用影像之路并没有走顺、走好。

今年是柯达承诺的转型最后一年，柯达已经逐渐从民用影像中抽身。柯达全球副总裁、北亚区总裁叶莺近日明确表示：柯达的主营业务将主要分为三大块，其中未来最主力的，便是图文影像业务，包括图文影像的智能输入、设计、输出、流程管理、远程管理和存储管理等一系列产品和服务；而胶片产品、消费数码影像都要退居其次。“也就是说，我们将来会更多地转成‘BtoB’(公司对公司)的公司，远离终端消费者。”

既然远离终端消费者，那么相关的推介平台，包括奥运，也就不再重要。虽然柯达在2008年时，仍是奥运会的TOP赞助商之一，但这个“名额”是早在2005年是便“预定”的，当时，柯达还是希望“民用为大”。时至今日，当年的“BtoC”(公司对消费者)已经变成了“BtoB”，奥运赞助也就失去了续约的理由。

 

费用不菲柯达算不过经济账

而奥运庞大的赞助费用，也让本来就“银根颇紧”的柯达算不过“经济账”。

众所周知，要想在自己的产品身上印刷奥运五环的标志，支出的费用从来不是小数目。而柯达历届参加的TOP计划，是奥运赞助商中的VIP票，费用届届水涨船高。

从1988年到2000年，国际奥委会靠赞助商取得的收入，已经从9500万美元增长到5.5亿美元，几乎每4年翻一倍。由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每届奥运会都会选择10个左右不同行业的企业，作为奥运会的TOP赞助商。TOP计划的费用门槛也不断抬高，从1984年的400万美元之后，每一期企业赞助费都在上升，到2000年的第5期，TOP计划的赞助费已经达到了5000多万美元。按照等比例增长的态势，即每届费用增长50%，2008年的TOP“门票”估计高达1.13亿美元，2012年则是1.69亿美元！

而除了赞助费用，“TOP”们还要无偿提供很多服务。柯达虽然已经申明不参加下一届奥运会赞助商，明年的北京奥运还是要“大出血”，包括：运营20000平方英尺的柯达影像中心，为持证摄影记者提供处理、编辑以及上传所摄奥运照片的服务；运营运动员诊疗中心，为受伤的运动员提供诊断用的影像和治疗服务以及为成千上万的奥运会参与者、家庭、志愿者、来宾、记者和官员提供证件制作服务。

在经历了转型的4年后，柯达一路支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每一个钢镚都是珍贵的，赞助2012年奥运，吃力不讨好，还不如把这部分费用投入到与企业客户的沟通上。可以说，柯达已经“几乎没有继续赞助的理由”。

一直在关注被媒体称为最牛“钉子户”的事件发展，这原本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一种景象，要不然，房子孤零零在那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却在这几天被拍了下来，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而且没有办法不和两会讨论通过“物权法”联系在一起。

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只要发展，都会出现拆迁，旧区重建的场面。处理得好不好，其实就是如何平衡好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在这次讨论中，不少人拿出了美国和英国的“钉子户”的例子，不过我想大家忘记了一点，至少在美国，业主买了房子，同时也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不仅仅是使用权。但是在中国内地，大地主，仍然是政府。这一点，香港也一样。

在普通法国家，有这样一个词，eminent domain,也就是说，当政府需要或者是给第三方，而第三方是为了公共使用的，即使财产的拥有者不同意，政府也可以强制取得私人的物权。出现这样的情况最普遍的，是要发展公共设施，建造铁路，高速公路等情况下。而在香港，旧区重建，属于政府规划行为，政府可以透过“收回官地条例“从私人收中收回地权，如果遇到不愿搬迁者，则会透过法庭颁令强制执行。

2001年成立的香港市区重建局在成立后的第三年第一次执行强制收地，政府要重建深水步，和其中两家商铺商谈，政府提出给于总共两百万港元的赔偿，但是两家商铺的要价总共要一亿港元，谈不拢，政府诉诸法庭，结果法庭颁令强制收地。那是04年的3月16号,执达吏在警察的护送下，来到商铺门口准备强制收地，商铺的业主在店铺里面静坐，据说执达吏非常的紧张，担心业主作出过激行为。而现场，除了他们，还有在街边抗议声援业主的其他已经搬走的业主们，和大批传媒。结果，执达吏要把静坐的业主，抬出商铺。

对于重庆的个案，到底属于怎样的一个开发方案，我只能够从3月23日法院通报全文里面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应该是一个旧城改造的项目，因为绝大部分的报道，只是告诉大家，这里将兴建一座商业大楼。不少人认为，既然是开发商的参与，因此这里并不涉及到公共利益问题，对于这一点，我想，判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还是需要看整个项目的规划是怎样的性质，如果是旧城改造，也就是香港和新加坡所说的市区重建，或者说危房改造，应该算是具备公共利益的行为。至于开发商的参与，我们来看看香港，政府鼓励私人发展商的介入，因为如果光是依靠政府的资金，市区重建的步伐将是相当的缓慢，而且为了减少私人发展商透过收购旧楼的方式参与重建是面临的困难，政府建立放宽土地条例里面，为了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中有关强制卖楼的条例，如果楼龄超过四十年，或者有联系不到的业主，或者收购地段只剩下一户没有能够收购，私人发展商申请强制售卖地段的门槛可以从目前的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业权，降低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业权。不过香港政府对于在市区重建过程中的赔偿是规定得非常清楚的规定的，比如如果政府认定业主有第二套住房，没有在被拆迁的单位里面长期居住，赔偿的金额就会低一些。

如何才算是赔偿合理，我倒是觉得，重庆的个案，业主和发展商可以再聘请一个双方认同的第三方来进行评估，不然的话，站在各自的立场，中间的落差只会越来越大。

另外，很多人拿出了“物权法”，但是在十月一号实施之前，目前的程序，可以看到法院是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的。作为业主，如果不服，应该同样走司法程序，而一旦法院有了裁定，如果依据目前的法律规定还有上诉的空间，当然鼓励业主提出上诉，因为每个公民都可以透过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同样的，每个公民也有遵守法律的义务。

法院应该是社会矛盾和利益之争的裁定者，只是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对于法院失去信心，因此使得法院的裁定的公正性受到质疑。拿重庆的这个个案来说，已经有点点政治化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纠纷，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把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所积累的不满，全部化成了对于这家“钉子户”的支持和声援，先入为主的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开发商在欺负业主。这也是社会不健康的地方，因为这个个案，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来个人也是可以和原本强大无比的开发商来抗争的，甚至是可以和地方政府来抗争的，但是是否所有的抗争都是合理合法的，似乎就变成了次要的问题。

只是想一想这样的现象又是如何而来？如果没有过往太多的发展商和地方政府勾结，用公共利益的名义获取暴利，人们又如何会产生如此多的不满和不信任？

法治社会是要付出成本的，不管是政府，个人，还是商业机构。一个讲法的社会，发展的成本是要增加的，发展的效率是要减低的，政府还有一个责任，就是需要为个人提供足够的法律援助和教育，鼓励个人透过法律的途径尽量地争取自己的权益。这一点，应该是各级法院的工作，法院不单单是要作出仲裁，也要为提供一个平等的平台负责。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地方法院在裁决过程中的独立性，不会因为地方政府或者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裁决的客观公正。至于个人来说，个人利益在受到保护的同时，义务也是在增加的。

众所周知，这个星期，大概有一半的上海人流窜到全国各地骚扰广大冒着酷暑高温依然奋战在生产建设第一线的人民群众了，其中又有超过一半的是前往浙江的，很惭愧地我也成为了其中一员……

 

因为朋友们上班，老爸也是很忙，所以我的这3天基本上是在床上，电脑前，商场度过的……

计划是买一件T-Shirt的，但是依然没有发现一见倾心的，故花钱买东西这个很简单很基本也很迫切的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发现自己很有葛朗台的特质，越有钱就越吝啬，越难买到东西。当然了，说得好听一点呢，是因为我现在的装备已经很全了，所以要进一步发扬精益求精，宁缺勿滥的精神。

今天下午回上海的，恶梦一般的经历，加了4节车厢，居然还只有站票，挤得要死，从车上下来，恍如隔世啊……

觉得上海市政府为了这次上合组织峰会搞得太那个啥啥啥了，有点美国911之后那种如临大敌的气氛，给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举个很小的例子，今天回来，偶然发现，全部地铁站站台的垃圾桶都没有了！要么是空空如也，要么是在原来垃圾桶的地方放上一个塑料袋…… 应该是防范垃圾桶炸弹这个北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名技吧……

伊拉克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和司法部长马立克·杜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为审判萨达姆定下了三大原则：首先，萨达姆已经由“战俘”转变成了“普通犯人”，他不会享受到国际法规定的战俘待遇。其次，萨达姆拥有辩护权，但他所委任的律师必须是在伊拉克律师协会注册的伊拉克人；任何外国律师个人以及组织如要为萨达姆辩护，必须得到伊律师协会的委托书。最后，对萨达姆的审判将集中在刑事方面，不涉及政治罪行，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萨达姆将法庭变成“政治演讲的论坛”，减少审判的难度。

　　
根据以上三大原则，伊特别法庭负责人沙拉比表示，对萨达姆的审判将主要依照刚颁布的《伊拉克反人权犯罪法》进行。这部法律是为了审判萨达姆及其手下高官而专门制定的。该法在总章中明确规定，适用于“1968年7月17日复兴党执政至2003年5月1日联军管理当局成立之前，在伊拉克境内犯下反人权罪行的伊拉克人或外国人”。媒体认为，萨达姆的12项罪名中只要有一项成立，他就将被判处死刑。

 

如此践踏法律程序的尊严，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连我这个外行都知道，法律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不适用于该法律制定之前的事情。
其实呢，对于80年代极力支持萨达姆，现在兔死狗烹的美国来说，要动手就直说好了，不要找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么个借口，现在更是为了杀人灭口，堂而皇之地亵渎法律，搞这么一套所谓的程序出来。
做婊子还要立牌坊，真是辛苦啊~~

 

补充:

《人权公约》所保护的主要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法律人格权、生命权、人道待遇权、不受奴役的自由、人身自由权、公正审判权、不受有追溯力的法律约束的权利、获得赔偿权、隐私权、良心和宗教自由、思想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答辩权、集会权、结社权、家庭权、姓名权、儿童权、国籍权、财产权、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参政权、平等保护权以及司法保护权等。

所谓的"人权卫士"，就是这样践踏人权的亚？~~~

对现代科学来说，核能发电并不是一项困难的技术，许多国家的核电厂都早已进行商业运转。但是人类面对高放射性的核废料，至今仍然没有妥善对策，目前最普遍的作法就是封存及贮藏。以美国为例，包括核武试验后的高放射性物质在内，核废料已累积了至少七万七千多吨，它们散布在美国各地的暂时贮存场。这些废料最后的天堂，可能是目前正在内华达州兴建的犹卡山永久贮存场。

犹卡山永久贮存场是美国能源计划中重要的一环，它自五十年代起历经无数次辩论，也花了六十多亿美元进行前置研究，极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也是唯一的核废料永久贮存场。犹卡山位在赌城拉斯韦加斯西北大约一百五十公里处。一九八七年，美国众议院决定在此兴建核废料永久贮存场，主要是因为当地属火山岩、雨量稀少、人烟罕至、也没有芮氏地震六以上的纪录，同时整座犹卡山区全由军方核爆试验场包围，境内完全由联邦直接管制。综合这些条件，一般认为美国终于为数万吨的核废料找到新天堂乐园。

犹卡山真的是核废料的天堂吗？这座永久贮存场自始问题不断，光是地点选择就是由美国国会主导，并非纯粹出于科学考虑。而它建成后，首先将遇到的挑战就是湿气及雨水。犹卡山储存场虽然位在沙漠中，距地表及地下水位各有三百公尺。但最近的地质探测却发现地底湿气变化比预期为大，即使当地一年降雨量只有十九公分，但地下深层的湿气却足以腐蚀任何人类已知最好的合金。长时间腐蚀后，贮存场可能渗漏出含辐射物质的液体，流入灌溉或饮用井水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可以长达数个世代。

犹卡山贮存场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散热。核废料中的铯137及锶90等会持续放热，大约有如二十个吹风机放出之热量。这也是每个核电厂附近的核废料暂存池都以冷却水循环冷却的原因。但是将核废料密集堆放在犹卡山地底长期储存，核废料放出的高温会使水分变成蒸气，蒸气又更易腐蚀核废料的保存容器，结果也是辐射物质四逸，安全堪虑。如果为了降低温度，将核废料分散堆存在较大区域，必须付出的代价则是犹卡山整个储存场容量的大幅减少。此外，放射性衰变放出之高能量粒子轰击周围物质，会使之释出易燃易爆炸的氢气，危及处理。

人为因素方面，犹卡山贮存场目前进度严重落后。主要是因为内华达州政府与环保人士连手，对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了多项法律诉讼，繁复的听证调查及法庭程序让整个计划一延再延，这中间还包括了国会与联邦政府的改选。美国政府表示，贮存场最快要在2010年才会完成。核能业者的猜测更悲观，他们认为至少要等到2015年才可能完工。即使它顺利落成，未来还要花二十五年才能将美国各地的核废料搬来贮藏，那将已经是遥不可知的2040年。

由于核废料中许多辐射元素，半衰期动辄是以万年为单位。因此环绕在核废料处理的想法之一就是「永久贮存」。以犹卡山的贮存场为例，设计上是为了让核废料至少贮存一万年。有人认为，人类文明目前也不过如此长度，万年之后的科技根本是未知数。就核废料处置而言，如果短期内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缓兵之计未必不是上策。资深纽约时报记者华德（M. L. Wald）最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科技评论」杂志中指出，一个世纪可以改变的事情太多，在犹卡山兴建核废料永久贮存场是个很糟的想法。现在去推想一万年，或者十万年后的事根本不会有结果，因为百年内就可能出现封存核废料的新材质、或者是新的处理方式，甚至新而实用的能源。

以核废料封存容器来说，美国能源部希望利用一种以不锈钢为主的二十二号合金，避免高温高湿下的渗漏。同时容器上更包覆了一层钛金属，作用像是雨伞，主要防止岩壁落下的水滴引起腐蚀。但是如此特殊的材质真是金刚不坏之身？今年稍早，内华达州政府就永久贮存场进行了一场研讨会。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科学家，现场将封存核废料的容器金属样本，置入含犹卡山矿物成份与水的混合液体中。结果研讨会才完毕，金属样本就已出现腐蚀，万年贮存的山盟海誓根本撑不到海枯石烂。

如果不是美国能源部心有所属，认定金属是核废料封存容器的主要材质，其实就贮存材料上也可考虑陶瓷。陶瓷耐高温，对阻绝辐射又有良好效果，最重要是不易腐蚀。研究上来说，这个方向如有经费支持，几年内应可出现明显成果。另外也有一种利用陶瓷的方式，那就是将核废料与陶瓷及稳定的矿物混合，最后烧成坚硬的岩块，内含百分之二十的核废料。这种构想十多年前就已出现，不过能源部的心早已属意犹卡山计划，陶瓷研究在缺经费没市场的情形下，进展缓慢。

其实光就容器一环，就可发现永久贮存核废料并非易事。与其急于追求解决之道，人类何不改变思维方式，暂时挂上免战牌，先使出拖字诀，再去讨救兵。对百年后的科技来说，我们目前仰赖的合金可能就像壁纸，这个道理就如同我们现在看待百年前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况且新科技不仅在材料上会有所进展，核废料的处理技术也会进步。比如说现在的实验已证明，利用生产医疗用同位素的粒子加速器，以超高速的中子撞击核废料，即可改变核废料的原子结构，进而减少辐射强度。这种技术现已实验成功，百年之后商用普及绝非梦呓。既然如此，又何必急于「永久」贮存核废料？

那么可预见的未来，核废料处理到底还有什么出路呢？目前核废料再处理的技术已有几十年历史。核废料中有许多未使用的铀，还有核能发电的副产品钸，铀和钸都可由化学程序分离，重新作为核电的新燃料。只是现在铀矿价格十分便宜，废料分离成本相对偏高，再处理程序不符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经济因素之外，再处理过程中出现的放射性物质，理论上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这已不纯粹是技术问题，而是挑动了国际最敏感的核武神经。

其实在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严格监督下，想利用核废料制造核武并不容易，更不用说整个过程的花费与技术难度。不过既然有核武的考虑，再处理的另外选择之一就是电冶，也就是以电精炼的方式将铀及惰性物质自核废料中分离。这种技术是由美国阿岗国家实验室发展，虽然整个经济环境让新研究停滞，但是再处理过程中不会产生武器级的放射原料，是未来是可期待的新科技之一。

条条大路通罗马，等待可以创造机会。目前水力、风力、太阳能…逐渐以更低廉的方式出现；没有人敢预言百年，甚至万年以后，人类会以什么作为能源。更何况新技术不只美国才有，等待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期望别的国家在核废料处理上有重大突破。或者我们更乐观一点，核废料百年的暂存期过后，未来太空旅行就像国际班机一样安全可靠，将废料丢到太阳轨道也是不错的选择。俄罗斯的《塔斯社》今年报导，俄罗斯太空总署将制订一项将核废料送上太阳掩埋的方案。像是「能源号」一般的运载火箭，一次可将二十吨的核废料从地球送上太空，一年中就可清除一百吨核废料。

华德在「科技评论」发表的文章中，对犹卡山永久贮存场的态度保留。其中一个理由其实是事在「人为」。美国能源部在国会压力下，几十年的研究加上几十亿预算，犹卡山永久贮存场如今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如果犹卡山的动工是能源部骑虎难下的结果，其它领域日趋成熟的研究成果未被纳入，结果将是十分可惜。美国联邦上诉法庭七月时要求能源部，提出证据说明犹卡山计划何以能永垂万年？能源部的许多研究都证明它不能，法庭最后将问题丢回给国会决定。华德认为这反而是一个契机，一个废弃犹卡山永久贮存计划的机会。

犹卡山计划如果喊停，那有什么方式来解决美国七万多吨的核废料呢？它们目前分散在三十九个州的一百三十一处的暂存场：储存空间日益饱和，居民也不断抗议。华德建议不妨将核废料以集中，桶装的方式先存个一百年。集中存放的好处之一是国土安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终于认真考虑国内可能出现的攻击，如果当时自杀飞机找上的是核电厂附近的废料暂存池，那结果就不只是曼哈顿两栋大楼而已。

以美国散布各地的暂时贮存场来说，恐怖攻击的对象可以自由选择其一，美国却没有能力同时保护。集中保存一方面节省经费，一方面也可避免各地居民层出不穷的抗议行动。当然，核废料的集中贮藏点并不容易寻找，因为没有人喜欢与废料作邻居。不过美国目前仍有选择，位置在盐湖城西边约八十公里处的高夏特印第安保留区，当地原已是空军炸射练习场，同时也是神经毒气及低辐射核废料的贮藏地，最重要的是居民同意领钱迁居，另谋出路。

集中保存之外，华德更建议将美国核废料先以桶装的方式暂存。「桶装」的优点是防范最糟的情形发生，也就是核废料储存池因类似恐怖攻击的事件外溢。自明年起，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旁的印第安岬核电厂附近，第一座混凝土与钢结构的桶装贮藏建筑物即将完工，同型的建筑物将有七十二座，每座有六英呎高。它们不但增加核废料的贮存量，也可使核电厂持续运转，更为犹卡山计永久贮存场的的重重问题，提供暂时解决之道。

就「暂存」而言，「暂存」听起来像是逃避心态，将问题留给后代子孙处理。好处是核废料经过百年之后，温度大幅降低，温度低代表着稳定性高，处理起来也就更加容易。同时拖延可以让新科技有充分发展时间，像是封存材质、处理过程，或是替代能源，都可能有更好的科学技术出现。华德没有否认，即使经过一个世纪，直接暴露在核废料前几分钟仍足以致命。但是核废料中的部份放射性元素半衰期长达数万年，为这种高辐射产物打造永久隔离的环境：有时候拖延虽然不能解决问题，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妨考虑拖延。

      在登月计划中苏联似乎没有采取什么动作，西方对此一直有种种猜测。事实上，苏联曾经制定过登月计划，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进展缓慢，加上政治上的考虑，该计划被中途放弃了。

　　苏联的载人登月计划直到20多年后才被外界证实。1989年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几位教授访问苏联，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亲眼见到了当年登月计划的一些设施。1990年5月，当年登月计划的主设计师米申应邀来华，也证实了60～70年代登月计划的存在。

　　1960年，科罗廖夫设计局开始研制超级运载火箭H-1，西方称之为N-1，该火箭的初衷是向火星发射无人重型探测器。由于受美国制定阿波罗计划的影响，苏联政府决定抢在美国前面将航天员送上月球。于是1962～1964年，科罗廖夫设计局按登月计划对H-1火箭进行了多次改装。

　　1964年8月3日，苏联通过《关于月球和宇宙空间考察工作的决定》，规定了登月计划的具体任务和期限。要在1968年前实现载人月球登陆考察，计划的全称是“H1-Л3”。计划中“Л”是俄文单词“月球”的第一个字母，西方也将该计划称为N1-L3。

　　H1-Л3计划使用的H-1运载火箭采用了多级并联方案，这是由于苏联一直没有解决单燃烧室大推力发动机发面的问题。火箭主体是常规推进剂——液氧和煤油的三级火箭，总长约100米，最下面长长的锥体是火箭的第一级，底部最大直径16.875米，由24枚到36枚火箭发动机并联而成。发动机分内外两圈布置，4个游动发动机控制火箭的姿态变化。第一级最大推力可达4500～6350吨，比土星5号3450吨的推力大了很多。第二级装有8台发动机，总推力约1432吨，第三级装有4台发动机，总推力约320吨。

　　第三级的上面是一个助推火箭和一个助推制动火箭，这两个火箭保障飞船飞往月球并使之进入月球轨道。飞船在火箭的上部，由登月舱和月球轨道舱组成。月球轨道舱是由联盟飞船改装而成，带有一个大功率的发动机，可以乘坐2名航天员。助推火箭上面的四部分构成了Л3系统。

　　发射前几小时，两名航天员进入月球轨道舱，进行最后的检测后，火箭点燃。火箭的前三级将上部的Л3系统送入地球的近地轨道。然后Л3系统内的助推火箭启动，开始地球轨道到月球轨道的转移。接近月球时，助推制动火箭开始工作使飞船减速进入月球轨道。不久，一名航天员从月球轨道舱经过舱外转移到登月舱，登月舱与月球轨道舱分离并向月球降落。与阿波罗号一样Л3系统的登月舱也由4条腿的缓冲支架支撑，实现平稳着陆。月球表面的任务完成后，登月舱靠自身发动机离开月球，同样也将4条腿的支撑结构留在月球上。登月进入轨道后，与月球轨道舱会合对接，航天员回到轨道舱。此后两舱分离。两名航天员一起返回地球。

　　H-1火箭试验记录

　　试验时间　　　　　　　 结果

　　1969年2月21日   飞行2分钟后发生爆炸

　　1969年7月31日   点火后在发射台上爆炸

　　1971年6月21日   点火后在发射台上爆炸

　　1972年11月23日  起飞不到2分钟发生爆炸

　　注：后来调查四次爆炸的故障可能均出自第一级，证明多级并联的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很不可靠。

　　出于政治的需要，H-1火箭的整个研制过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加之多个发动机并联，降低了系统的可靠性，因此H-1火箭的发射试验一败涂地。1969年初到1972年底的4次试验火箭均发生了爆炸。而此时美国人早已登上了月球，这就使得苏联的登月计划面临政治上的压力。1972年苏联政府要求暂停登月计划，但仍有部分登月计划在继续实施。阿波罗计划宣布结束后，苏联政府彻底失去了对登月计划的兴趣，登月计划得不到任何拨款。而且苏联开始重点发展载人空间站，因此，登月计划最终没能在苏联实现。

      [David按] 提起苏联的航空事业，这一起事故是不得不提的:

      1960年10月24日，在拜科努尔航天中心的41号发射台上，一枚月球火箭蓄势待发。当技术人员对火箭进行最后检查时，意外发生了——火箭突然发生剧烈爆炸，发射场顷刻之间成为一片火海，前来视察发射活动的战略火箭军司令员涅杰林元帅及在场的164名工作人员全部丧生。事后，苏联当局称涅杰林元帅死于空难，而此次航天史上最为严重的事故也被他们缩小为使45人死亡。

5. 军头与政客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议会民主具有相当的虚伪性，因为议会并不是最终的权力机构，几个独立于议会之外的实力集团和总统兴登堡关系密切，能够借助兴登堡否决议会通过的任何法案。这些实力集团的代表当属国防军和其背后的容克贵族。

 

容克(Junker)是德国东部的大地主贵族阶级。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农村的土地占有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西南部的巴伐利亚、莱茵、乌腾堡等地农村以小自耕农为主，类似法国；西北部西法利亚、下萨克森、汉诺威等地开始出现中、小地主，但自耕农比例依然很大；勃兰登堡以东地区 - 尤其是普鲁士 - 土地兼并异常严重，这里是容克贵族的根据地，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没有土地的雇农。容克的特征是姓氏前面加“冯”字(von)，以表明自己的贵族身份。十六世纪普鲁士建国以后，容克们积极从军，累积战功，逐渐成为普鲁士的军事贵族阶级。到了霍亨佐伦帝国(The Hohenzollern Empire)时代，容克把持军队和政府要职，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德皇时代政坛显要人物，包括首相卑斯麦，军政首脑鲁登道夫、兴登堡，陆军元帅龙德施泰德等人都是容克贵族。这时流行的一句谚语是：普鲁士统治德国，容克统治普鲁士，因此容克才是德国的主人。

 

一战以后，德国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要求缩编国防军，并撤销参谋部。1920年，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出任国防军总长，主持军队的重组。德国一战之前有常备陆军78万人，一战结束时有3百万人，此时必须大幅度缩减到10万人。冯-塞克特的工作卓有成效，德军的精华完整保留下来。魏玛时代国防军不介入国内政治动荡，深刻检讨一战教训，加强对新式战法的研究和发展。二战期间德军一批风云人物，如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等人，都是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新编国防军也全盘继承了容克贵族对军队的控制。只要浏览一眼国防军军官团的名册，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名字都带一个“冯”字。

 

冯-塞克特苦心孤诣将国防军塑造成为一支国家军队，超脱于国内政治之外，成为一个“国中之国”。二十年代初期德国政局动荡，发生了三次政变。1920年极右翼势力在柏林发动“卡普政变”(Kapp Putsch)，纠集当地自由军团占领政府部门，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建立极权统治。魏玛政府要求冯-塞克特派兵镇压，遭到拒绝，理由是“德国军人不应自相残杀”。魏玛政府手里没有枪杆子，只好通过工会发动全国总罢工，才迫使政变者知难而退。1926年，冯-塞克特未经政府许可而同意德皇威廉二世的一个儿子参加国防军，被迫辞职。冯-塞克特后来作为德国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议员出席国会，1934年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策划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是军人出身的政客，也是国防军和容克贵族的总舵主。他生性保守，对霍亨佐伦家族依然充满景仰，希望自己退休以后让德皇威廉二世的儿子接替，恢复帝制。兴登堡同意希特勒上台组阁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他选定的帕彭和施莱切都未能组成党派联盟。纳粹党上台伊始就策划了国会纵火案，并借机要求兴登堡发布紧急状态法令，冲锋队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而肆意抓捕德国共产党。然后希特勒操纵议会通过“授权法案”，授予纳粹政府立法权，期限四年，兴登堡也签署了这项法案。兴登堡并不喜欢纳粹党激进的政治主张，但他竭力保持政治立场的中立，只要纳粹政府不侵害军队和容克贵族的利益，他可以容忍希特勒胡作非为。但是罗姆吞并国防军的企图，就触犯了兴登堡的底线。

 

兴登堡是一个老派军人，对罗姆伤风败俗的行为甚为厌恶。他曾经私下对人说，在公共场合和罗姆这种“后膛装填”(Breechloader)的家伙握手是一件让人恶心的事。如果在德皇时代，罗姆早就身败名裂，被赶出军队了，岂能让他这样的人染指国防军？事实上，出任国防部长的布隆堡(Werner von Blomberg)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弗里奇(Baron Werner von Fritsch)都是兴登堡信得过的资深军人。尽管兴登堡对罗姆缺乏好感，迫于希特勒的压力还是同意让罗姆担任不管部部长(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德国军方对希特勒的纳粹党政府一直保持相当高的警惕性，其原因有二。首先纳粹党上台之前鼓吹社会主义制度，其中一项施政方针就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东部的容克大地主，国防军和容克贵族是两位一体，自然非常紧张；其次纳粹冲锋队人多势众，罗姆咄咄逼人，口口声声要改造国防军，砸烂旧秩序，而希特勒态度暧昧，这也让军头们惶恐不安。希特勒在1934年初向军方提出将冲锋队划归国防军管辖，这更增加了军头们的疑虑。十几万人的国防军同三百万冲锋队合并，最后谁吃掉谁是不言而喻的，於是军方拒绝了希特勒的提议，理由是冲锋队的习气和国防军的传统格格不入。国防军和冲锋队既不能合并，也无法共存，就发展成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

 

希特勒其实非常希望用冲锋队取代国防军，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军队里没有任何根基，那些军头不会俯首贴耳、听从调遣。但军方掌握着枪杆子，背后有兴登堡和东部的容克贵族支持，执政才一年的希特勒想要对国防军发难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本来希望冲锋队和国防军能够相安无事过两年，为他赢得时间，但罗姆的盲动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过去的一年中希特勒利用“授权法案”对各个政府部门进行大清洗，驱逐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和犹太血统的人。国防军是唯一免于被清洗的机构，因为大多数容克贵族的家谱里都能够找到犹太祖先。直到1934年5月31日，国防军才象征性地执行了纳粹政府的种族清洗法令，被驱逐的国防军官兵包括5名军官，2名士官，以及31名士兵。希特勒为了拉拢军方不惜法外开恩，这也的确赢得了军方的好感。

 

罗姆改造国防军的备忘录出炉，大大增强了军头们的危机感。1934年4月初，希特勒应国防军邀请视察战列舰“德意志”号，整个国防军统帅部都登舰随行。军舰离开基尔军港航行在波罗的海上时，国防部长布隆堡代表军方正式向希特勒提出请求，罢免罗姆和冲锋队所有高级头目。作为回报，布隆堡承诺事成之后国防军全体官兵将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军方此举颇有兵谏的架式，不由得希特勒不同意，於是罗姆和冲锋队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6. 长刀之夜

 

虽然希特勒答应军方处置罗姆及其党羽，但他此时并没有打算将罗姆置于死地，只是想找机会打击一下罗姆的嚣张气焰，给他一个教训。但纳粹党内部罗姆的政敌很多，包括戈林、希姆莱等人都希望除掉罗姆。戈林是冲锋队首任总指挥，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的创始人，自以为在党内的资历、能力高过罗姆，怎能甘居罗姆之下。希姆莱则希望大幅度扩充党卫队的实力，罗姆的冲锋队是他的眼中钉。纳粹党大佬中只有戈培尔比较同情罗姆，但戈培尔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关键时刻不会替罗姆出头。希特勒纵有保住罗姆的心思，也架不住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强大压力。

 

1934年1月，戈林的手下迪耶斯(Rudolf Diels)主持的盖世太保和希姆莱的爪牙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掌管的党卫队保安处开始严密监控罗姆以及冲锋队高级头目，将他们的一举一动汇报给希特勒。2月间，国防军军事情报局(Abwher)也加入了对罗姆的监视。罗姆要么对秘密警察的行动毫无察觉，要么就是完全有恃无恐，他行事依然明目张胆，毫不收敛。

 

1934年1月，罗姆对纳粹外交家卢戴克(Kurt Ludecke)说：“阿道夫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任意践踏我的主张，我已经今非昔比了。别忘了我有三百万冲锋队，所有关键职位都被我的人占据，阿道夫也知道我在国防军里也有不少朋友。如果阿道夫讲道理，我们就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如果他不这样，我就打算使用武力了 - 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革命！” 罗姆在柏林凯宾斯基饭店宴请自己的党羽时又在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辞：“阿道夫要把我们都出卖了。他和反革命份子打得火热，只相信那些东普鲁士的将军们！阿道夫曾经是我的学生，他的军事常识都是从我这里学来的。可惜阿道夫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平民，一个笔杆子，一个空想家，一个小资产阶级。” 这些言语都一字不漏地报告给希特勒。

 

希特勒很了解罗姆的秉性，对他的激愤之词并不以为然。但罗姆下面的举动却让希特勒惊惧。1934年4月间，罗姆因为希特勒明确拒绝了他改造国防军的建议，异常恼火，开始主动和纳粹党内外的社会主义派别接触，寻求他们的支持，准备在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同希特勒摊牌。反对纳粹党的前总理、军人政客施莱切察觉到纳粹党即将分裂，也积极和罗姆接洽。罗姆不自量力地将自己同希特勒的路线之争升级成为权力之争，等於是为自己敲响了丧钟。

 

虽然盖世太保搜集了罗姆材料在希特勒公案上堆积如山，希特勒仍然不忍心对昔日的老战友动手。从4月初希特勒向国防军承诺罢免罗姆，两个多月过去了，罗姆依然毫发无爽，纳粹党内外的“倒罗”势力早已按捺不住。1934年6月17日，代表保守势力的副总理帕彭在玛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向学生发表演讲时指出纳粹党内极端份子严重危及保守党派的利益，提醒希特勒不要忘记上台之初和党派联盟达成的协议，并号召德国人民抵制又一次纳粹革命浪潮。帕彭的讲话立刻得到总统兴登堡、国防军、大资本家以及大财阀的响应支持。这其实就是给希特勒发出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盖世太保提供的最新材料显示，罗姆正在策划一次政变，准备在6月底发难。虽然希特勒明白这种材料通常水分不少，但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於是痛下决心。

 

罗姆为了缓解紧张气氛，于6月19日宣布冲锋队放假一个月，休假期间禁止身穿制服，以向希特勒显示政变云云纯属谣言。20日，罗姆就动身前往慕尼黑南部的疗养圣地威西(Bad Wiessee)，并邀请所有冲锋队头目到这里参加告别宴会。盖世太保立刻报告希特勒，认为这是罗姆发动政变集结部队的借口。6月21日，希特勒面见总统兴登堡，获得同意使用武力清洗冲锋队。紧接着希姆莱起草了一份黑名单，希特勒亲手勾销了名单上150个名字。6月29日，希特勒在莱茵河畔戈德堡的一家酒店里召开会议部署行动，所有纳粹党首脑都聚集到此。会议结束后戈林和希姆莱立刻赶回柏林，主持那里的清洗行动，而希特勒在戈培尔的陪同下乘飞机来到慕尼黑，准备对汇集到此的冲锋队头目一网打尽。慕尼黑国防军早已接到命令，派出部队占据各个战略要地。在这里希特勒告诉当地国防军指挥官：“这次行动不关国防军的事，我们自己的污垢自己清洗。”

 

6月30日早晨7点，希特勒的车队在一辆国防军装甲车的护送下冲进罗姆等人下榻的疗养院。这一天是盖世太保声称的冲锋队发动政变的日子，但疗养院门口只有一个冲锋队员站岗，而罗姆和他的党羽都还在熟睡之中。根据希特勒的私人司机坎普卡(Erich Kempka)战后回忆，希特勒手持一条马鞭，后面跟着两个荷枪实弹的秘密警察，冲进罗姆的房间，对不知所措的罗姆说道：“你被捕了。” 在罗姆隔壁的房间里，希特勒发现罗姆的亲信海因斯正和一个18岁的冲锋队员大被同眠。希特勒怒吼：“海因斯！限你5分钟之内穿好衣服，否则我当场毙了你！” 与此同时，其它房间里的冲锋队成员都被揪出来集中在洗衣房里面，然后一个个从罗姆面前走过，被押解上外面准备好的大客车。罗姆表情忧郁，向他们一一挥手道别。最后罗姆也被押上一辆轿车，他面无表情地从希特勒面前走过。

 

到6月30日晚上，大约有200多冲锋队头目被关押在慕尼黑监狱。希特勒起初给罗姆一个自杀的机会，罗姆不予理睬，於是党卫队头目、未来的达豪集中营指挥官艾克(Theodor Eicke)将罗姆处决。从6月30日下午开始，希特勒卫队头目迪特里希手持黑名单，将监狱里的冲锋队囚犯分批提出来枪决，监狱长认为单凭一份名单就枪毙犯人不符合司法程序，被粗暴地推到一边。与此同时，格林和希姆莱在柏林也开始动手，大批犯人被押到里施特费尔德(Lichterfelde)军营被行刑队枪决，步枪齐射的声音在军营附近整日回荡。

 

长刀之夜行动中被杀的并不限於冲锋队头目，一些政界要人也遭毒手。6月30日早晨两个秘密警察来到前总理施莱切家门外按铃，然后推开迎接的女佣，冲进客厅枪杀了施莱切和他的夫人。另外一位被害的军方人物是前军情局局长布里多(Ferdinand von Bredow) 。纳粹党早年的领袖之一施特拉赛(Gregor Strasser)被枪决时子弹射穿动脉，血涌如喷泉，但没有立刻就死。海德里希冷酷地说：“这头公猪居然还没死，那就让他把血流干吧。”

 

在6月30日和7月1日两天被杀的人超过400，其中包括大约200个冲锋队头目。其他被抓捕的人送进达豪集中营，苟延残喘几年后也都陆续丧生。二战以后在纽伦堡法庭上有关方面提供的被害者最终人数为1076人。看来长刀之夜并不仅是针对罗姆冲锋队的清洗行动，而是一次大规模剪除异己，打击政敌的杀戮事件。事件过后兴登堡虽然对两位将军的遇害感到震惊，但还是勉强签署了一封感谢希特勒的电报，从而将此次血洗行动合法化。国防部长布隆堡代表军方发表宣言：“元首以军人的果敢和超凡的勇气攻击并粉碎了政变者。国防军作为整个国家唯一的武装力量，一向置身于国内政治纠纷之外，将以军人的忠诚和奉献精神表达感激之情。”

 

7. 后话

 

1934年8月2日，总统兴登堡逝世。希特勒立刻颁布法律，将总统和总理职位集于一身，成为德国元首。同一天，国防部长布隆堡命令国防军全体官兵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誓词如下：“我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将毫无保留地服从阿道夫.希特勒 - 帝国元首、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命令，并以一个英勇军人的名义信守誓言，乃至牺牲在所不惜。”

 

长刀之夜行动以后冲锋队一蹶不振，大部分队员被党卫队吸收，於是在这里借尸还魂。虽然希特勒表面上成为国防军宣誓效忠的统帅，但对这帮军头依然放心不下，时机成熟以后就开始逐步修理国防军。国防部长布隆堡由於对希特勒的支持而官运亨通，1935年出任新成立的战争部部长，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1936年成为希特勒册封的第一个陆军元帅。1938年，60岁的布隆堡和26岁的格璐恩(Eva Gruhn)结婚，然而盖世太保查出来格璐恩曾经做过妓女，於是希特勒要求布隆堡解除婚约。布隆堡拒绝抛弃年轻的妻子，辞去所有军职远走海外。

 

纳粹党执政初期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弗里奇非常反感纳粹党的所作所为，和同僚的谈话中也毫不掩饰对希特勒的轻蔑态度。弗里奇在1938年遭到盖世太保陷害，被指控和一个男妓保持密切关系，希特勒以此为理由迫使弗里奇退休。弗里奇愤懑异常，坚持由军事法庭审理此案，甚至要求和希姆莱决斗以挽回名誉。军事法庭很快宣布弗里奇无罪，但希特勒没有再起用他。二战爆发，希特勒给了弗里奇一个炮兵团的指挥权，派他参加波兰战役。弗里奇在进攻华沙时阵亡。弗里奇是国防军德高望重的老将，被盖世太保用如此下流的手法构陷，激怒了一大批军方要员，其中包括总参谋长贝克将军(Ludwig Beck)，军情局总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Admiral Wilhelm Canaris)，陆军元帅威兹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以及后来出任西线总指挥的克鲁格将军(Günther von Kluge)等人。这些军头组成密谋集团，开始了长达6年的地下抵抗运动，策划了几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

 

整个二战过程中，不少国防军将领对希特勒阳奉阴违，到战争后期就时常拒绝执行他的命令，这也是希特勒大力发展扩充党卫军的原因。纳粹德国覆灭前夕，希特勒抱怨最多的就是国防军没有不折不扣地实施他的战略意图，才导致一败涂地。在最后的日子里，躲在柏林地下掩体里的希特勒和他的党羽，大概对11年前的长刀之夜有了更深刻的反思。戈培尔在1945年3月说的一番话可见一斑：“我向元首阐明，1934年我们本来有机会彻底改造国防军，不幸未能成功。罗姆的主张本身是正确的，只是不能让一个同性恋和无政府主义者来贯彻实施。如果罗姆的品行无懈可击，6月30日被枪决的就不是几百个冲锋队首领，而是几百个国防军将校了。整个事件的发展非常令人悲哀，直到今天我们还深受其害。那一年对国防军进行革命性改造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元首最终没能抓住机会。我们今天是否能够弥补了当年的损失都是值得疑问的，至少我个人非常怀疑。”

 

长刀之夜，希特勒及其党羽和国防军首脑们痛饮鲜血、弹冠相庆的时候，大概没有料到第三帝国最后土崩瓦解、灰飞烟灭的结局吧。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突然清理门户，秘密逮捕并处决了以罗姆为首的纳粹冲锋队头目以及其他政敌400余人。7月13日，希特勒将此次行动公布于众，并取名为“长刀之夜”。长刀之夜和国会纵火案是德国纳粹党执政以后两个重大举措，为纳粹极权统治铺平了道路。如果说希特勒策划国会纵火案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长刀之夜捕杀罗姆等人则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自我保护的本能使然。长刀之夜的大赢家并不是希特勒，而首先是德国军方，其次是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等人。事实上长刀之夜是希特勒改造德国军队计划的一大挫折，此后希特勒一直未能将德国国防军置于他的绝对掌控之下，而国防军一些实力派人物对希特勒也一直存有抵触情绪，这些人后来发展成为“密谋集团”，在1944年夏天策划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

 

1. 希特勒的崛起

 

1919年9月希特勒加入纳粹党前身“德国劳动党”时只是一个无名小卒，短短三年以后他就成为纳粹党党魁和公认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希特勒奇迹般的飞速崛起主要归功于罗姆的努力成全，可以说是罗姆造就了希特勒这个旷世恶魔。

 

罗姆(Ernst R?hm)1887年生于慕尼黑，19岁加入帝国军队，一战中三次负伤，最后官至少校。德国投降以后，罗姆加入准军事组织“自由军团”(Freikorps)。一战结束以后，大批德军官兵回到家乡，很多人已经无法适应平民生活，於是自发地聚拢到一起，在一些军官的领导下组成自由军团。自由军团由德国军方秘密资助，提供装备，最初负责驻守漫长的东部边境，以解国防军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在魏玛共和国的体制里，军队属於国家，不允许参与国内党派政治。德国一战以后政局动荡，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革命风起云涌，自由军团於是为政府和军方代表的保守势力所倚重，披挂上阵大打出手，血腥镇压了各地的革命运动。

 

罗姆加入巴伐利亚地区的自由军团，出任司令官埃普(Ritter von Epp)的副官。1919年5月，埃普指挥部队残酷镇压慕尼黑的左翼革命政权，赢得军方的信任，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地区国防军的司令官。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罗姆也因此谋得一份重要军职，成为慕尼黑屈指可数的实力派军人。国防军和自由军团其实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以罗姆为代表的自由军团实力派非常鄙夷国防军的贵族老爷们，认为他们输掉了战争，出卖了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在政治立场上，罗姆和大多数自由军团官兵一样，信奉极端民族主义，幻想通过军人革命推翻现行政权，建立军国主义极权统治，伺机向协约国复仇。他宣扬自己的政治目标是“为德国军人争取管理国家的权利，并保证他们的理想和意志在国内政治中取得主导地位。”

 

1919年10月，无名小卒希特勒在德国劳动党的一个集会上首次发表演讲，展露蛊惑煽动之才能。当时台下为之神魂颠倒的听众里就有罗姆。罗姆在目眩神离之余，认定此人前途无量，具有领导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潜质。以后罗姆主动和希特勒结交，不但极力鼓励他施展其政治抱负，而且亲自加入德国劳动党为希特勒摇旗呐喊。1920年春天，罗姆正式将希特勒介绍进自己的实力派军人集团。罗姆和希特勒互补的地方很多，可谓一拍即合。希特勒非常欣赏罗姆的组织策划能力，以及在他在自由军团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罗姆则看重希特勒的政治天份，尤其是通过充满激情的演讲蛊惑人心的才能。

 

1920年，德国劳动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简称纳粹党。在罗姆的鼓动之下，巴伐利亚军政长官埃普大力扶植弱小的纳粹党，不仅提供资金援助，还邀请希特勒到军营里为纳粹党招兵买马。希特勒喜出望外，用他的话来说，自由军团充满了“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在军旅中被灌输了世上无难事的进取精神。” 如果没有罗姆的鼎力支持，一副文弱书生相的希特勒是很难赢得这帮丘八的敬仰和信赖的。纳粹冲锋队的创始人罗斯巴赫(Gerhard Rossbach)评论道：“是罗姆帮助这个聪明、文弱、狂热的人白手起家，飞黄腾达。” 希特勒自己后来也承认，如果没有罗姆的影响力，他光靠言语的劝说是无法让这些“忠诚的同志们”心甘情愿加入纳粹党的。

 

1921年，希特勒众望所归，成为纳粹党元首。在罗姆等人的辅佐下，希特勒仿照军队系统重组纳粹党，并开始吸收其他极右翼党派，到1923年纳粹党党员剧增到5万5千人。希特勒的另一重大举措，是组建纳粹党准军事组织“冲锋队”(Sturm Abteilung)。由於自由军团于1920年被魏玛政府取缔，罗姆趁机为冲锋队招募大批前自由军团官兵，并成为首任总指挥。德国政府一战期间为非洲驻军订做了大批棕色卡其衬衣，战后德国丢失了所有海外殖民地，这些衬衣也就派不上用场了。纳粹党利用罗姆的关系将这些衬衣低价买断，作为冲锋队的制服。从此以后，“棕衫军”的绰号和臭名昭著的冲锋队一起载入史册。

 

受到罗姆等人政治观的影响，希特勒为纳粹党制定了暴力革命武装夺权的方针。1923年11月，希特勒联合其他几个极右翼党派，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政变”，企图推翻巴伐利亚政府。政变失败以后，希特勒被捕，在巴伐利亚政府内部亲纳粹势力的操纵下只被判刑5年，而希特勒就在狱中撰写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以阐述纳粹理念。

 

罗姆和希特勒从政变的失败总结出不同的教训。罗姆痛定思痛，认为参加政变的各党派是一群乌合之众，缺乏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1924年4月罗姆出狱以后，立刻组建更加激进的“前线联盟”(Frontbann)，准备继续武装斗争。希特勒则认识到魏玛共和国羽翼丰满，如果不能得到政权内部和社会上的实力集团支持，暴力革命根本无法达到夺权的目的。他出狱以后，立刻确立“合法夺权”的新方针，准备利用议会民主体制夺取政权。冲锋队必须接受纳粹党组织的绝对领导，为纳粹党的政治目标服务。这个方针和罗姆的想法大相径庭，因为他还在要求纳粹党承认“军人主导政客”的组织原则。1925年春天，罗姆和希特勒分道扬镳。罗姆此行只是小别，6年以后，希特勒对尾大不掉的冲锋队非常伤脑筋，於是力邀远在玻利维亚的罗姆回来出任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对冲锋队大刀阔斧地整顿，很快就使其面貌一新。戈培尔表示：“罗姆将冲锋队这个散漫的乌合之众塑造成为井然有序的战斗组织，创造了奇迹。”

 

2. 合法夺权

 

1925年，根据希特勒制定的新方针，纳粹党再次改组，撅弃了初期的军队构架，而仿照魏玛政府建立了一套官僚系统，包括一个内阁和几个部委，作上台执政的准备。其次，纳粹党开始在德国各地建立基层组织，依靠强大的宣传机构争取选民支持。冲锋队隶属纳粹党中央，主要任务是在公共场所炫耀武力，聚众斗殴打击政敌；此外还为纳粹党员提供军事训练，以及主持希特勒青年团的工作。无独有偶，1923年莫斯科也命令德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暴动的方针，利用议会机制和平夺权。德国共产党参与议会政治以后，得票率通常保持在10%到14%的水平，是左翼党派里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1925年至1928年是纳粹党的低潮阶段。虽然纳粹基层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德国各地出现，纳粹党的选民支持率却相当可怜。究其原因，纳粹党的激进和暴力色彩浓厚，而此时德国社会逐步趋於稳定，经济有所好转，於是民众对愤青气十足的纳粹党敬而远之。1928年5月进行的德国大选中，纳粹党赢得区区12个议会席位，得票率只有可怜的2.6%。这一年的德国选情，以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联盟赢得40.4%的选票，天主教中央党赢得15%，而其他几个右翼党派如德国国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则瓜分了余下42%的选票。

 

纳粹党的转机出现在1929年。由於一战以后德国的经济一直不太景气，没有能力按照凡尔塞条约偿还战争赔款，1929年战胜国召开第二次赔款会议，会上美国代表扬(Owen D. Young)提出一个新的偿还计划，将德国的战败赔款定为263亿美元，分58年还清。每年偿还本息4亿3千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一必须赔付，其余可以推延到次年。“扬计划”在德国激起众怒，德国国民党领袖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联合包括纳粹党在内的几个右翼党派组成“全国反对联盟”，号召举行全民公决抵制扬计划。长久以来纳粹党一直处在德国政治舞台的边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希特勒立刻抓住这个举国关注的机会,频频在反对联盟的集会上亮相，极尽蛊惑煽动之能事，在抨击扬计划的同时也大力鼓吹纳粹理念。希特勒的表演让德国民众印象深刻，纳粹党的支持率开始上升，而几个德国财团也开始向纳粹党提供资助，在他们身上压赌注。

 

纳粹党一向惟恐天下不乱，而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终於让希特勒如愿以偿。1930年，德国失业人口达到2百万，1931年飙升到6百万。这年德国国家银行宣布破产。纳粹党立刻四处煽风点火，指责凡尔塞条约和战争赔款导致了德国的经济危机，抨击魏玛政府颟顸无能，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使德国民众对民主政治失去信心，开始转而支持右翼党派的极权主义理念。1930年9月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18.3%的选票，首次超过德国共产党，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第二大党。1932年7月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37.4%的选票，超过社会民主党的36.2%而跃居为议会第一大党。

 

纳粹党的选民体现了几个出人意料的特点。纳粹党的宣传攻势主要集中在各大城市，目标是工人阶级(毕竟纳粹党号称是“工人党”)，然而最终到手的选票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地主和雇农，这些人原先支持德国国民党和其他的右翼政党，因为对他们的代表大失所望而转投纳粹一票。纳粹党吸引的工人选票也主要来自中小城市。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在各大城市苦心经营多年，拥有相当坚实的群众基础，纳粹党在这里没能取得太大的进展，甚至无法吸引很多失业工人的选票，而纳粹党咄咄逼人的造势运动，对争取民意也起了负面作用。从宗教信仰方面看，支持纳粹党的新教选民高出天主教选民两倍，而在天主教主导的德国南部莱茵和巴伐利亚地区，纳粹党的得票率最低。总结这一年的选情，左翼联盟的损失微不足道，天主教中央党稳中有升，而纳粹党其实是把其他右翼党派的选民挖了过来。

 

这次大选以后不久，属於少数党天主教中央党的德国政府总理帕彭(Franz von Papen)为了建立党派联盟，谋求纳粹党的支持，向希特勒提供副总理的职位，遭到拒绝。希特勒坚信纳粹党能够最终成为议会多数党，名正言顺地独掌大权。不过此时经济危机的高峰已经过去，纳粹党的支持率开始下滑。1932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纳粹党只获得33%的选票，丢失了34个议会席位。历史有时着实令人慨叹，纳粹党上台执政并没有获得德国多数民众的支持，而是德国民主体制本身的漏洞给了希特勒这样一个机会。

 

这次大选以后，帕彭因为无法建立党派联盟而被迫辞职，军方背景的施莱切将军(Kurt von Schleicher)被总统兴登堡提名出任总理。施莱切为了建立党派联盟，向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工会联盟发出邀请，此举得罪了代表保守势力的总统兴登堡。不久施莱切组阁失败下台。在帕彭的说服下，走投无路的兴登堡最终同意让希特勒出任总理，联合德国国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一同组阁。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在总统府召见希特勒，授予其执政大权，也给欧洲以后十几年悬而未决的命运划上一个沉重的句号。

 

3. 粉红色的冲锋队

 

纳粹执政以后大规模迫害同性恋者，将他们投入集中营，强迫他们佩戴粉红色三角形袖章以表明身份，从此以后，粉红色三角形就成为西方同性恋政治团体的标志。不过纳粹党敌视同性恋只是表面现象。纳粹党从一开始就有很深的同性恋背景，而罗姆掌控的冲锋队，则是纳粹党内同性恋者的世外桃源。

 

纳粹党的前身是德国秘密社团“遒力会”(Thule Society)。遒力会原名“日尔曼古典研究会”(Studiengruppe für germanisches Altertum)，由塞波腾道夫(Rudolf von Sebottendorf)创建。塞波腾道夫醉心于苏非教神秘主义学说，他对古代雅利安人传说的研究是纳粹思想中神秘主义成分的来源。纳粹党早期的一批重要人物，如赫斯(Rudolf Hess)、埃卡特(Dietrich Eckart)、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等人都出自遒力会。遒力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类似中世纪兄弟会的组织性质，而其中同性恋者不在少数。

 

纳粹党最有名的同性恋者大概非罗姆莫属。史学家雷克特(Frank Rector)有过这样一段对罗姆的描述：“最引人注目和臭名昭著的同性恋者难道不是纳粹党领袖、冲锋队孔武雄健的总指挥、希特勒最早的亲密战友罗姆吗？众所周知，希特勒的崛起全靠罗姆。罗姆的同性恋情趣不是什么秘密，他明目张胆地光顾同性恋酒吧和土耳其浴池等色情场所。罗姆这种肆意妄为、招摇过市的同性恋事实完全盖过了纳粹党内部反对同性恋的呼声。虽然时常有人抱怨那些‘冲锋队的性变态’太过分，同性恋者在纳粹党这个圈子里还是很有安全感的，毕竟罗姆在党内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罗姆显然和人们心中对同性恋的成见大相径庭。希特勒的法律顾问弗兰克(Hans Frank)说：“认识罗姆以前，我一直以为同性恋者都是柔弱无力、女里女气、自我陶醉、寄生虫一般的懦夫，而罗姆绝对是勇敢无畏的军人楷模。” 罗姆认为，同性恋不仅是一种性取向，而是未来德国新社会里精英阶层的特征。他认为德国最需要的是傲慢冷酷的一帮人，能够毫无顾忌地打砸抢烧杀，心慈手软的异性恋者是无法胜任的。史学家劳斯(Alfred Rowse)观察道：“罗姆冲锋队表现的是一种非常具有男子气概的同性恋形式。他们的世界没有女性，他们住在军营里，每日的活动就是操练、游行和竞技运动。他们有自己的放松方式，慕尼黑冲锋队的娱乐活动尤其臭名昭著。” 这里所谓的“放松方式”，就是同性性行为。罗姆的副官兼性伴侣哥拉宁格(Peter Granninger)专门到慕尼黑的一所高中为罗姆猎取英俊少年，他前后挑选了12人，亲自体验以后再送给罗姆。

 

希特勒本人的性取向至今尚无定论。无庸质疑，希特勒在早年曾经试验过同性恋。他在维也纳时和一帮同性恋者住在一起，不少史学家认为希特勒在这段时间做过男妓。维也纳警察局档案里也有过希特勒是同性恋者的记录。但希特勒肯定不是单纯的同性恋者，他至少和四个女子有过性行为，其中包括他的外甥女。希特勒对罗姆的荒唐行径相当宽容，对纳粹党内许多人要求处理罗姆的呼声置若罔闻。他多次强调：“我必须指出冲锋队是为完成特殊政治任务而组成的，他们是一个强悍的战斗团体，而不是循规蹈矩的教育机构. . . 除非有违纳粹理念最关键的原则，他们的私生活不应受到旁人指手划脚。”

 

如果同性恋仅仅是罗姆的个人嗜好倒也罢了，要命的是他提拔的人几乎都是同性恋者，这些人身居高位以后党同伐异，很快使冲锋队成为众所周知的同性恋兄弟会。到1933年，冲锋队已经发展到250万人，超过德国军队十几倍，而冲锋队军官团(Vikingkorps)几乎全部是同性恋者。罗姆的用人原则很成问题，比如他二十年代的性伴侣海因斯(Edmund Heines)被提拔为二级总队长(SA Obergruppenführer，相当于中将)，主管整个西里西亚(Silesia)的冲锋队。另一个例子是厄恩斯特(Karl Ernst)，加入冲锋队以前是一家酒店的侍者，由於深受罗姆的喜爱而官封二级总队长，主持冲锋队东部预备总队，掌管25万人。希特勒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冲锋队高级干部能力差强人意，是参谋长令人遗憾的个人嗜好所造成的。”

 

在二、三十年代的魏玛共和国，同性恋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那个时期的欧洲将同性恋称为“德国恶习”(The German Vice)，就是因为同性恋在德国相当泛滥。虽然如此，德国当权的保守势力和基督教会对同性恋深恶痛绝，著名的德国刑法典第175条规定，同性恋行为触犯刑法。纳粹党内部对这个家丑也怨声载道，戈培尔和希姆莱都痛恨同性恋。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冲锋队前景暗淡，因为第175条象达莫克里斯之剑一样悬在他们头上. . . 纳粹党成了同性恋的世外桃源，真是岂有此理，我一定要全力抗争。”

 

希姆莱对自己的反同性恋立场有过一段冠冕堂皇的阐释：“我们国家的女性数量是固定的，大战中我们丧失了两百万青壮年男子，再加上两百万同性恋男子，我们就有四百万有能力交媾繁衍的男子无法履行社会义务，这种性别失衡将导致灾难。那些同性恋者认为这纯粹是他们的私事，殊不知性行为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一个人丁兴旺的民族才有可能称霸世界，无论再优秀的民族，如果没有强劲的繁衍能力，就如同持有一张前往墓地的单程车票，几百年后定要消亡。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我们不勉力消除德国社会的这个负担，那么德国乃至日尔曼世界的灭亡将指日可待。”

 

罗姆冲锋队的同性恋色彩已经成为纳粹党最显而易见的政治把柄，非常容易被敌对党派和党内政敌所利用。希特勒对罗姆的宽容，是因为冲锋队对於纳粹党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而他这样做也承担了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强大压力，最终迫使希特勒抛弃自己的亲密战友，向替自己卖命十几年的冲锋队大开杀戒。

 

4. 二次革命

 

1930年，纳粹党成为德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此时希特勒认识到，纳粹党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赢得传统精英阶层的支持，这意味着向保守势力的政治价值观靠拢，发扬纳粹理念民族主义的内容而淡化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成份。希特勒因此改头换面，竭力和德国上流社会周旋，拉拢他们入伙，以改变纳粹党“造反派”的形像。希特勒的努力颇见成效，1931年一批显要贵族加入了纳粹党，其中包括德皇威廉二世的儿子奥古斯特(August Wilhelm of Prussia)，以及黑森亲王(Prince Philipp von Hessen)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邀请奥古斯特和黑森亲王加入冲锋队，而不是新成立的党卫队，表明希特勒对冲锋队的器重。

 

和纳粹党的政客不同，匪气十足的冲锋队长久以来一直幻想着“砸烂旧社会，建立新秩序”，思想上很难接受希特勒的新观念。这种抵触情绪最终导致了“斯坦恩斯危机”。1930年8月的大选期间，柏林冲锋队指挥官斯坦恩斯(Walter Stennes)公然违抗纳粹党中央的指令，以要求提薪为借口占领了纳粹党柏林支部。虽然希特勒立刻赶到柏林控制了局势，但此事造成很恶劣的影响。以后各地的冲锋队头目有样学样，都和当地纳粹党组织对着干。无奈之下希特勒只好把罗姆请回来整顿冲锋队。罗姆在冲锋队里的威信无人能及，他很快就清除了那些刺头，理顺了冲锋队的组织结构。到1932年，冲锋队和纳粹党组织的关系大为改善。

 

罗姆成功整顿冲锋队的负作用，就是他在冲锋队的权威根深蒂固，打倒罗姆势必需要打倒整个冲锋队。纳粹党上台执政以后，冲锋队发展到两百多万人，而希特勒也不遗余力地抬高罗姆党内的地位，使罗姆成为纳粹党的二号人物。1933年9月纳粹党的代表大会上，罗姆和希特勒并肩站在主席台前列，让人感觉纳粹党有两个元首。1934年元旦，希特勒专门写信给罗姆，感谢他对纳粹运动作出的贡献，德国各大报纸全文刊登了这封信。该信以华丽的辞藻颂扬罗姆，称他是第三帝国的缔造者之一。言下之意，谁跟罗姆过不去，就是跟希特勒过不去。希特勒如此重用罗姆，实在是对他的冲锋队寄予厚望，因为冲锋队是希特勒改造德国军队这盘棋里最重要的棋子。如果罗姆的政治头脑和他的组织能力一样出色，就不会发生长刀之夜这种事情。罗姆的政治幼稚病和胆大妄为的性格最终断送了他的前程和性命，也断送了希特勒控制德国军队的谋划。

 

纳粹党执政的第一年，希特勒的权力尚未稳固，不得不和方方面面达成妥协。纳粹党在野时为了吸引选民而大力鼓吹的工业国有化、土地改革等等社会主义施政方针，上台以后都不再提起。1933年7月，希特勒成立“经济事务委员会”，开始规划德国经济的振兴。这个委员会的17名成员全部是大资本家和银行家，包括克虏伯、西门子、博世、泰森、施罗德等人。经济部部长由资本家集团推举的施密特出任。

 

希特勒的“修正主义路线”根本无法得到以罗姆冲锋队为代表的纳粹党激进份子的认同。对罗姆来说，上台执政只是纳粹革命的第一步，深刻彻底的社会改造还在后面。冲锋队提出的口号是“不要松你的腰带！” 意思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冲锋队的这种激进思想很让希特勒担忧，他在1933年7月1日在慕尼黑召集所有冲锋队干部，向他们郑重宣告纳粹革命已经成功，不会有第二次革命。“我决心无情地镇压一切推翻现行秩序的企图，我强烈反对所谓的二次革命，因为这只能导致混乱。任何人胆敢危及现有国家政权就等於把他的头伸进绞索里去。” 7月6日希特勒和巴伐利亚州长埃普的谈话中阐述了他的观点：“革命不能永远进行下去。革命的狂潮必须加以引导而发展为和平的渐变. . . 无论如何，在经济体系里秩序是必需的，因为经济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其根本法则植根于人类的本能之中，任何转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希特勒这一系列讲话其实就是在间接警告罗姆。罗姆置若罔闻，继续口无遮拦到处散布革命言论。1933年底，罗姆正式向希特勒提出担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准备实施他酝酿已久的改革军队方案。这一直是罗姆的梦想，也是他千里迢迢从玻利维亚赶回来接手冲锋队的原因。国防军已经成为反革命势力的大本营，必须进行大清洗，由献身纳粹运动的革命军人组成的军队取而代之，而他们将成为国家的主人。虽然希特勒对国防军有大致相同的改造计划，但他执政伊始根基尚浅，现在远不是向军头挑战的时候。罗姆不依不饶，和希特勒发生激烈争吵。副总理帕彭的幕僚切尔希奇(Fritz Gunther von Tschirschky)正好到总理官邸办事，记录了下面的一幕：

 

“很明显希特勒的办公室里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吵。过了一会儿我问希特勒的副官布鲁克纳：‘我的天哪，里面是谁？他们想杀了对方吗？’ 布鲁克纳回答说：‘是罗姆，他在竭力说服老头子到总统那里提他的要求。’ 我只好等在外面。办公室的门不是很厚，外面的人可以依稀听见里面的动静。我听见希特勒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办不到，你在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 过了几天，我听说希特勒还是去见了兴登堡提出罗姆的要求，被兴登堡相当粗暴地拒绝了。”

 

罗姆并没有善罢甘休，于1934年2月向内阁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在冲锋队的基础上组建新的德国军队，成立武装部总管全国的正规军和民兵武装，部长职位自然将由罗姆担任。以罗姆在纳粹党内的地位，这一份文件可以视作纳粹政府向军队开刀的宣言。该备忘录引起军方强烈反弹。鲁莽的罗姆过早将纳粹冲锋队和国防军的矛盾公开化、明朗化，逼迫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是和他的老战友一起冒着失败和下台的风险将纳粹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抛弃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投入资本家和军头的怀抱。希特勒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而他足足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痛下决心。

20年前的7月10日，在新西兰，GreenPeace的"彩虹勇士"号在准备启程前往反对法国的海外核试验前夕，被炸沉船，一名摄影师遇难，很快地，就被查出来是法国特工所为……

居然使用了法国海军专用的炸弹……

 随后，法国政府不得不正式向绿色和平组织道歉，赔款700万美元，国防部长，海外安全局局长，三军总参谋长辞职。 嘿嘿，法国这次丢人丢大了……

所以说呢，做事情一定要仔细，要考虑到任何细微之处，法国人就是浪漫有余，细致不足啊，这事情要是让德国人去干，肯定神不知鬼不觉……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 "对政府、公众或个人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一个结论: